综上所述，《黄帝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医学从基础到临床，形成了完整、独特的理论体系。有效地指导着后世医家的医疗实践。在此基础上，历史上一批有一批杰出的医林精英从不同方面发展了中国医学，丰富、完善了中医学的理论和临床诊疗技术与方药。
3. 晋唐——中医学分化、融合和临床发展阶段
中医理论体系的构建，为晋唐医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这一时期的医学发展表现出三个特点：一是一批分支学科在分化中日趋成熟，如脉学、病因病机学、针灸学、妇科学、儿科学、外伤科学都出现了专著。二是临床各科蓬勃发展，一些专著如《诸病源候论》、《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等所录诊治经验和良方佳药甚多，其中一些名方屡用屡验，外科手术发展亦至鼎盛，足见此时临床医学盛况空前。三是随着唐朝国力大增，文化繁荣，中医学也融合来自印度、波斯等国外医学知识，成为当时世界医学中心。
4. 宋、金、元——学派涌现、理论突破阶段
唐代丰富的临床经验积累，加上宋时理学的勃兴和宋王朝对医学的特别扶持，宋、元、金时期的医学发展呈现出多方面特点：一是各专科日趋成熟，专科体系相继确立。二是涌现出一些学派，不仅活跃了医坛学术气氛，更倡导了注重理论研究之风，并在某些方面取得了突破。如宋代陈无择的《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在病因学方面提出了的“三因学说”。刘完素、张从正、李皋、朱丹溪，后人称为“金元四大家”。刘完素以火热立论，倡“六气皆从火化“五志过极皆能生火”之说，用药以寒凉为主，后世称他为寒凉派。他的学术观点给温病学说的形成以很大的启示。张从正认为病由邪生，“邪去则正安”，攻邪祛病，以汗、吐、下为攻去病邪的三个主要方法，后世称他为攻下派，李皋提出了“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论点，治疗以补益脾胃为主，后世称他为补土派。朱丹溪倡“相火论”，谓“阳常有余，朋常不足”，治病以滋阴降火为主，后世称他为养阴派。诸家见解，既丰富了中医理论，也充实了临床辨证论治的内容。三是迄止宋元，中医药学在各方面获得重大进展，例如，宋元时，预防天花的牛痘术之原型——人痘术已在中国出现，开创了免疫学的先河;宋末宋慈的《洗冤录》一书，又达到了古代法医学的顶峰;在唐代出现官方药典《唐本草》的基础上，宋朝又不断更新版本，扩大收录范围，并出现了官办药局的配方规范——《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这些均表明中医学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5. 明、清——综合集成和深化发展阶段
明清是中国封建社会走向成熟和渐趋停滞时期，中医学的发展也有近似的特征。明代以前，中医学在世界范围遥遥领先。明、清医学虽仍有稳步发展，但相对于西方医学，其发展速度却日见迟缓。这一时期中医学发展的特点有二：一是出现了大批集成性著作。如《医学纲目》、《证治准绳》、《景岳全书》、《医宗金鉴》等，这一综合集成趋势，是对宋、金、元、明以来医学各领域众多进展总结归纳的需要所促成的。二是在一些领域出现了深化发展趋势。表现在多个方面，如对外感热病，经过众多医家的悉心研究，形成了的“温病学派”;对生命的探讨也深入到生命起源和原动力，确立了“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的重要论断，促使“命门学说”有了长足发展;临床方面，医家们潜心于某些病证的研究，涌现出一批治虚劳、中风、吐血、郁证、痘疹的专家和专著。清朝中后期，西医学对中医学形成冲击，中西医学论争和汇通思潮也是此时中医学术的一大热点。
6. 进行代——坎坷进步中孕育着新的腾飞
民国时期，中医学的进步处于坎坷中。西方医学在中国迅速传播，再加上国民党政府试图以立法方式，扼杀中医，中医学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然而，由于中医学自身不容忽视的医疗价值和一大批仁人志士的奋力抗争，她得以顽强生存下来，并有所进步。许多病证的治疗，中医学仍是首选，这一时期，已出现了具有现代高级教育性质的中医学院和专门的中医学会，以及专门中医研究机构——中央国医馆等。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党的中医政策关怀下，中医学有了长足进展，其成就表现在许多方面：如临床不少常见病证的诊治水平不断提高，提出了中西医学辨证辩病相结合的新思路，进行了四诊客观化研究，引进了一些新诊治手段，以及借助现代科学技术阐发中医理论，全国的中医教育、医疗和研究机构已成规模等。其中，不少学术研究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果。可以说这些研究工作的深化，孕育着中医学的一次新的飞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