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后的时间内，是十年“文革动乱”，在一个“政治第一”的年代，足球被禁止了。改革开放之后，苏永舜率领中国队冲击1982世界杯决赛圈失败。这是中国足球长期封闭，重返国际足联后首次冲击世界杯出线权，实质上它是中国足球现代史的开端。它是中国足球与外界第一次全方位的碰撞与较量，使中国人第一意识到现代足球的残酷，初步接触到以主客场为代表的国际足坛的通行赛制。整个过程经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传遍整个中国，为中国培养出第一批看九寸黑白电视，读八分钱一份足球报的球迷群体，中国足球史上第一次出现一球牵动亿万心的热潮，球星的概念开始形成，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口号，至今依然是中国足球几代人奋斗目标。此后，足球确立了中国第一运动的地位。
1985年5月19日，由于中国队在世界杯预选赛中主场败给了香港，失去出线权，在场球迷情绪激昂，气愤难平，无处发泄，进而演变成打砸抢的街头暴乱。从此，中国足球不再孤立地被当作体育运动，而更多地从文化角度，被当作中国社会的一个窗口。国家队主教练曾雪麟引咎辞职，不仅仅因为比赛的失败，更被当成安抚民族主义情绪，稳定社会的替罪羊。这意味着中国足球被赋予了沉重的社会使命，在这种背景下，保守风气逐渐弥漫了整个中国足坛。中国队在亚洲从极盛转向衰落，技战术风格从主动进攻演变为防守反击，逐渐向二流水平滑落。
1988年的奥运会和1990年的世界杯，中国队擦肩而过，因为了两个“黑色三分钟”。进入现代足球的中国队，抓住东西亚分治，不必硬碰主要对手韩国队的历史机遇，第一次从真正意义上冲出了亚洲。但中国足球却未能把握住这次难得的机会，从而使自身有质的飞跃，因此进军奥运并未带来太多的影响。反倒是次年的世界杯预选赛所带来的冲击与反响要强烈得多，中国队两次在领先的有利形势下，两次在终场前三分钟内连失两球，痛失冲出去的历史良机。尽管又一次失败，但这种极度戏剧性的结果，使足球在中国社会受关注的程度又达到了空前的高峰。
1979年开始改革，开始对外开放，但足球上与“洋教头”的“再一次亲密接触”却一直等到了90年代。1992年，谋求开拓发展的中国队将请来了施拉普纳，但是冲击1994年世界杯决赛圈又再次的失败了。施拉普纳成为第一任来华执教的国家队主帅，他在中国不到两年的短短时期，是中国足球由专业化向职业化过渡的分水岭。虽然施拉普纳率队打出亚洲杯季军的成绩，也给中国队带来足球发达地区的部份理念，但限于他自身的水平与中国的实际国情，导致中国队失败的必然结果。施拉普纳之后引发了继续引进洋教练还是仍由中国人出任国家队主帅的争论，随着中国足球与国际的接轨，这种争议已不复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