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隋末少林寺僧抗击农民军，我个人认为根本不能作为演绎少林僧徒已经开展习武活动的一个证据，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都知道，一般说抗拒外来势力对自身生活环境以及人身安全的侵犯，它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一种本能反应。人有本能反应来抵御外来对自己的财产能及包括对人身的侵害。很难讲这种东西一定是习了武才会去反抗。
既然是本能，它就不一定是习了武才会去反抗。我们可以看出在这个问题上，说抗击农民军是习武的证据是缺乏说服力的，那么至于在唐初的时候，少林寺僧帮助李唐王抗击王世充活捉了王世充的侄子王仁则能否开成是少林武术的开始呢?那么我们就从史料来看，隋唐之际，有关少林寺的各类记载不少，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尚未发现一条，少林僧徒的习武资料，我们到现在没有发现一条。
另外在逻辑上我们也不能够由于古代某某一个群体，某某一个个人他参加了一次军事活动，就可以得出这一个群体，这一个人是去习武的。当时少林僧人是否习了武才去参加军事活动，我们到现在没有发现材料，那么有的人可能会说，在唐代不是就有棍僧、武僧这个说法吗?
我这里指出所谓唐代棍僧、武僧、僧兵等等名词是到了明代以后才出现的词汇，是明人套用了当时的词汇把明朝的词汇套用到了唐代上。我们在唐代的史料中间至今没发现过这样的文字记载。
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为什么能够(让)人们在这个问题上产生误解呢?为什么会把唐代这种帮助李唐王参加的一次军事活动看成是少林寺的习武开始呢?
我本人认为可能有下列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 明中期之前的各种文献中间，我们没有看到少林僧人帮助李唐王这个事情的评述。但是，随着明中期以后，少林武术的武名慢慢响起的时候，不少文人在追溯少林武术武源的时候，他们就往往把唐代昙宗、智超等人帮助李唐的这个事情视为少林武术之始。
比如，万历年间的一个进士叫王士性，在他的《嵩游记》中就这么写道：“寺八百余僧，自唐太宗退王世充赐昙宗官，僧各习武艺俱绝。”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帮助唐太宗打退王世充以后僧人们开始练习武艺，就练得非常好了。同时，同样为万历进士的傅梅在他的《过少林寺》一诗中间也留下了“僧自隋唐好武功”的这个诗句。
从这个材料可以看出，很多人就把少林寺在明代的武名响起以后，把这一种声誉就套用到了唐代少林寺之上。
第二 当时少林僧徒帮助李唐抗击王世充以后，朝廷对它进行封赏。但是少林僧徒就谢却了朝廷的封赏，他们说“止愿出家行道，不取官位。”那么这一种做法和清代天地会会簿中间描写的南少林征西鲁故事的情节基本相同。
大家知道，以习武活动为特征的清代天地会在他的内部的传会材料中间有一个征西鲁的故事。这个征西鲁的故事长期以来在社会上有着深厚的文化影响，尽管，征西鲁不是一个历史事实，但是它冠以少林之名，而且，征西鲁的故事也是说，少林僧人帮助朝廷打败外国侵略以后，谢却了朝廷的封赏，回到少林寺继续当他们的和尚。
这一个情景和唐代的(少林寺僧人)帮助李唐王就非常接近。那么，这样的嫁接形成了两个结果，第一 这个结果为清代天地会的少林寺僧征西鲁获得了历史依据。第二 同时也给唐代少林僧徒帮助李唐王赋予了武术文化的历史语境。本来不一定是练了武的，但是，由于天地会的征西鲁是具有很明显的武术文化语境的。
那么这样的对接以后，就使得唐代少林僧人帮助李唐王获得了武术文化的语境，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就是一些社会人士的鱼鲁之讹。据明人的资料记载，少林武术史上紧那罗王持棍惊退农民起义军和传授棍法，这个时候是在元末明初，是在元末的时候，红巾军攻打少林的时候。但是，这个事情到了后来，就被某些人整整提前了七百多年，附会到了隋末。
比如说，像梁启超他在给当时一个军阀叫马良。马良编了一套书叫《中华新武术》，梁启超在给马良写的《中华新武术》的序言中间，就这么说。把元末的农民起义军攻打少林提前到了隋末。
这一个说法出现以后，武术界的一些人不断唱和、不断推衍。所谓的唐太宗用僧众(用)棍破王世充，说少林寺棍开始于隋唐史册斑斑可考等等。那么，中国史学家顾颉刚先生曾经提出过这么一个观点，这个观点就是的累层的造成古史说，就是说一个完整的故事，开始的时候是比较粗糙的，但是越到后来越详细，这就是累层的造成古史说。
那么，我们看一下少林武术，所谓的少林武术从隋唐开始，它的故事到以后不断的演绎，不断的丰富、完善，我认为可能也是由于上面三个原因作用被累层的、造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