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时，即使是已经为国效力，参加了亚运会，但中国球手还没有开始职业化道路，球场管理人员也认为“花钱养着一批不能创造价值的球员，得不偿失”，在实行部门独立核算的企业，这些不能获利的球手并没有部门愿意接收，在权衡利弊的情况下，刘晓军到了前台，王建中到了球童部，孙鹏则离开球场到北京落脚。而程军和吴相兵租了球场第4洞旁边小卖店，张连伟和刘国杰承包了另外一个，刘国杰还承包了球场的水塘养鱼。当时球会的总经理张景纯觉得培养一个球手不容易，顶着各方压力安排了他们的工作，保证了他们的训练，为后来这些球手的成才准备了条件。也许中国球手们的“摇篮”就是从张景纯的一个决定开始的。
也许现在很多人对球手发展的“摇篮”的这个称呼不屑一顾，但又有多少人记得，13年前的观澜湖高尔夫世界杯上，正是张(张连伟 )程(程军)共联手，刘(刘国杰)吴(吴相兵)作球童，“深高四虎”在球场上捍卫着中国高尔夫的荣誉。而那时张连伟 所说的话更应成为深高作为一个时代烙印的注解，“我们以一个球会的力量来抗击全世界。”
如今这“深高四虎”早已各散天涯，张连伟仍然是中国高尔夫的旗帜人物，他的名字一度代表了中国高尔夫;程军是成功的商人，他的天安球场已经颇具名气;吴相兵退出比赛之后，在观澜湖高尔夫学院找到了位置，成为全国十大教练之一;而刘国杰还在追求他的高球梦，不时出现在球场上。
不可否认，在全国各地球会迅速崛起的今天，球手有了更多的空间施展，深高的盛宴也已慢慢落下帷幕。但同样不可否认，深高球手的辉煌是中国高尔夫温暖的回忆。
深高的为什么
同样是早期球会，为什么是深高成为“黄埔军校”培养出诸多人才而不是其它的球会。在陈朝行的《触摸高尔夫》里，他把这称为“深高管理人才现象”，而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除了深圳人才多，观念新之外，还有就是早期日式管理的精细规范给后来的深高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另外就是深高作为一个中外合资企业所形成的特殊企业文化内涵。
而刘晓军则认为，早期深高的员工在各个部门流动的机会比较多，自然能学到更多的东西，另外深高外地人居多的人员结构决定了人才流向各地，终成就了深高的名声。“早期的深高有很多的外地人，对我们这些外地人来说，并不介意到其它球会工作，把自己的经验带到其它球会。而更早崛起的球会像中山温泉高尔夫球会 ，以本地人为主，他们更愿意呆在本地。”也许这也是深高成就美誉的原因之一，当同为早期的球会人员还在为稳定而欣喜之时，来自五湖四海的深高人把经验带到了五湖四海。
